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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法院很久了,才知道他是浙江法院的首任院長……
發布日期: 2019- 06- 05 14: 00 訪問次數:

沿著義烏的松風古道,一路回味朱元璋攻克婺州的金戈鐵馬、浙中抗戰的烽火洗禮。古道盡頭的深山里,住著“里美山村”,黑瓦白墻,桃林環抱。吳山民故居,就鑲嵌在這恬靜而祥和的山鄉村居圖中。

吳山民,浙江省人民法院(1955年起更名為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首任院長。自1950年3月,浙江省政府設置省人民法院并派吳山民先執行院長職務,至1952年4月,因受“左”的指導思想影響,在司法改革活動中撤銷院長職務。

短短兩年時間,披荊斬棘,他帶領并見證省法院從無到有;風雨兼程,他讓法治夢想在浙江大地揚帆起航,而后悄然隱退。正是印證了摯友馬一浮書寫并贈予他的《詠棋詩》所言:“十九條平路,言平又險巇。”

人生如棋。一生好弈的吳山民,一直珍藏著這首五言唐詩。

“春天來了”

吳山民是早期接受政法專業訓練的新中國法院院長之一。

1902年出生于里美山村,書香門第。1923年浙江政法專門學校畢業后,受舅舅影響,又到北平政法大學深造學習,并在北京大學選課旁聽,接受新思潮。

1926年畢業后,前往哈爾濱法院任書記官兩年。1929年,參加國民政府高等文官考試,成為被錄取的27名縣長之一。因其“善為辭藻”,被推薦擔任江蘇省政府主席陳果夫秘書5年。后因政見不合,以探望妻兒為由請假回老家,在義烏參加抗戰,后當選義烏縣長,領導全縣抗日救亡運動轟轟烈烈,成為浙江模范縣。群眾稱他為“抗日縣長”“紅色縣長”。

抗日戰爭結束后,吳山民隨軍北上到達山東老解放區。1946年5月,經譚啟龍、何克希兩人介紹,被批準加入中共成為正式黨員,先后在山東省政府、實業廳等任職,1948年9月任濟南市特別法院院長。1949年,他隨軍南下。上海解放后,任市軍管會副主任、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

1950年2月,因他對浙江情況熟識,調回浙江,任浙江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籌備成立浙江省人民法院。根據中共浙江省委書記譚震林指示,兼做統戰工作。

 “回到久別之浙江,父親心情格外舒暢,勁頭十足。”吳山民之子吳海岳說,當時住在法院里,經常半夜醒來看到父親房間里燈光未熄,父親伏案批閱文件和學習,早上又起得早,生活都由媽媽照顧。

當年3月28日,省政府發出通令設置省法院,并派吳山民先執行院長職務,次日就來了命令——清理積案,并在規定限期完成:“今后為避免產生司法、公安機關案件積壓現象,對于本府已頒布的《六大禁令》,必須正確執行,受理新案的程序,務須嚴格掌握,關于各級法院編制,務須盡可能迅速配足干部,組織成立。”

初創時期,法院干部不多,業務生疏,因此,吳山民一個人要做幾個人的工作,經常忙到深更半夜,十分辛苦。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季鴻業當時任調研科長兼審委會秘書,跟著吳山民天天夜以繼日,曾對他抱怨:“這樣搞下去會干死人,真是辛辛苦苦文牘主義!”

吳山民耐心解釋:“有什么辦法,我們是全省最高司法機關,拿出去的東西就是法律依據,不能掉以輕心!”

據季鴻業回憶,當時法院骨干,有南下干部5人,其中1人為中學程度,其他人連初中都沒讀過;本地干部2人,都是大學畢業。季鴻業雖然學的是“舊六法”,但總算大學學法律,被要求業務上多負責些。

其他充實在各部門的,主要是華東司法干訓班和浙江干校學習后分配來的舊司法人員以及高初中畢業的青年學生。為提高干部素質,吳山民將黨的文件中有關法律問題的方針政策摘錄編印,發給大家學習,并要求參考舊“六法全書”的一些條文,以盡快幫助提高工作水平。

省法院當時在西湖邊。即便這樣工作壓力下,吳山民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樂觀。當年4月13日,他曾興致勃勃吟唱一首絕句《春天來了》:

一片草綠滿園花,溜達湖濱不思家。

倦游歸來問茶飯,燒茶煮飯有媽媽。

寓意深遠而充滿童真。正是新中國那個春天的氣象。

婚姻制度破舊立新

院長做第一宣講人

1950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頒布,為新中國婚姻法制初步奠定了法律框架。全省法院編寫宣教資料進行宣傳教育,通過調解、審判實例教育群眾,摧毀封建婚姻舊家庭,肅清封建禮教遺毒,解放受壓迫、受奴役的廣大婦女。

同年5月17日,吳山民親自在《浙江日報》撰寫《如何正確執行婚姻法》的專論,6月3日、6月21日又在杭州市各界婦女代表會上作《從婦女方面看婚姻法》的講話,在杭州市廣播電臺作《婚姻自由與反封建斗爭》的廣播演說,要求正確執行婚姻法。

通過宣傳教育,婚姻法的精神在城市及大部分農村的婦女群眾中得到普及,喚起了廣大婦女的權利意識,致使婚姻案件大量增加,平均約占民事案件的60%。其中80%至90%以上是由女方為原告提出的離婚之訴。

東陽女孩李彩娟13歲時因家貧到桐廬縣深浦鄉申屠家做童養媳,并嫁給33歲的申屠,深受封建婚姻傷害,長期被打罵。1951年先后曾8次向政府、法院提出離婚,因得不到解決而于10月2日服毒自殺,時年僅22歲,在社會引起很大反響,《浙江日報》頭版報道《李彩娟受盡虐待被逼自殺》。

1951年11月6日,浙江省人民法院發出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法院從桐廬縣李彩娟被迫自殺案接受嚴重教訓,認真學習婚姻法,切實檢查改進工作。吳山民還專門撰寫約3000字的個人署名文章《逼死李彩娟的責任問題》發表,其中提到“夫權”這個封建宗法制度在婚姻家庭中的體現和危害,并實事求是指出:“必須改變司法機關干部情況,桐廬法院名義上有四五名干部,而實際只一名初學法律的青年具體工作。該院案件數量較少,但每月所收刑、民事訟案亦有百數十起。”

為進一步加強婚姻法宣傳動員,當年10月12日至11月23日的六周中,省法院在浙江人民廣播電臺舉辦婚姻問題講座,每周五晚上播講半小時,訂婚問題、結婚問題、夫妻間的權利與義務,父母與子女間的關系,每場至少3萬聽眾收聽。11月28日,省法院與省、市婦聯,省、市廣播電臺聯合舉辦《新婚姻法宣傳廣播晚會》,全省收聽群眾達20余萬人。

有錯必糾

一篇新聞批評引發的再審程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頒布前,我國民事審判監督工作長期處于粗放狀態。

(上下滑動閱讀)

1951年2月16日,《浙江日報》四版刊登批評文章《嘉興、嘉善兩縣人民法院處理離婚案件不負責任》,反映嘉興縣法院和嘉善縣法院在審理夏六寶離婚糾紛一案中的種種不到之處。

吳山民看到該“報載批評”,當天就批準調卷審查,并派員前往提審,經就地審理后查明:1949年,夏六寶被做媒圖利的金樹三哄騙,由父母做主以六石米的買賣婚姻,嫁給嘉善縣吳金林為妻。吳金林在解放前就是不事生產、愛好賭博的二流子。兩年夫妻生活中,夏受夠丈夫打罵之痛苦,向鄉里提出離婚。鄉里不管,夏六寶只好外出做工糊嘴。吳金林向嘉興縣法院提出控訴,向其妻兄追人。經吳金林到庭先后開了兩次庭,沒有得到解決。嘉興縣法院即移交給嘉善縣法院處理,嘉善縣法院就勉強雙方簽立協議保證書,責成夏六寶仍回夫家。夏六寶回家后。吳金林惡性難改,仍以打罵相待。夏六寶只好告訴當地農會和婦女會,鄉政府介紹二人去法院。吳金林不去,法院亦不為之追理。夏六寶避而外出,吳金林又反復到嘉興縣法院申訴。

吳山民派員調查后認為,原審法院處理不當,遂提審本案,并以雙方婚姻系舊法婚姻,吳金林一貫表現不好為由,判決準予離婚。

這也是浙江省法院第一例再審糾錯案件。由于1951年《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僅規定了最高法院的再審權,未對省級以下法院的再審問題作出規定。事后,曾有人寫信給吳山民,認為省法院實地調查就地審判很好,但因沒有嘉興法院代表參加,由省院來員獨自措置,因不是上交案件,或可引起某些誤會。

吳山民有著逢山開路、過河架橋的精神,有錯必糾。但對于這封信,他也沒有置若罔聞,而是批示給相關人員:“這個案子,仍應考慮如何向嘉興法院解釋,或作為他們判決。請研究,即解決。”

1954年9月頒布的《人民法院組織法》對民事審判監督程序作出原則規定,案件是否進入審判監督程序由法院院長或上級法院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

鎮壓反革命


及時有效對輕刑主義糾偏

新中國誕生,被推翻的國民黨政府留下大量殘余的反革命分子。浙江又是國民政府首腦人物的故里,全省法院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內的審判工作,都堅持把懲辦反革命犯罪作為首要審判任務。

1950年9月27日至10月12日,省法院召開全省第一屆司法會議。吳山民指出,鎮壓反革命、保衛土改運動是當前主要任務。

12月7日和次年年初,他又分別親自在杭州人民廣播電臺作《抗美援朝與鎮壓反革命》《革命法制與人民民主專政》的廣播演說,宣傳貫徹《懲治反革命條例》。

從1950年下半年開始,全省法院及人民法庭積極投入第一次鎮壓反革命運動,重點打擊特務間諜、反動黨團骨干、反動會道門頭子、惡霸、土匪等反革命分子。從統計資料來看,1950年至1952年,全省法院在第一次鎮反運動中直接處理的一審反革命案件達16248件,在人民群眾中樹立了很高的威信。

但審判工作一度出現偏頗,舊司法人員和未經革命鍛煉的青年干部存在“仁政”思想,強調教育和改造,害怕多殺人,以為“救人總比殺人好”,受“未遂論”“既往不咎”等“舊六法”觀點影響,有輕縱罪犯現象;也有的干部怕受“立場不穩”的批評,有“寧左勿右”思想,遇案宜判死刑或量刑無把握就擬定死刑呈報上級審核,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也不敢提出。隨著運動的深入,法院干部中出現“左”傾情緒,辦案“簡單化”“殺之為快”,甚至有“一掃而光”思想,認為鎮壓就是殺。

全省各地案件量刑畸輕或畸重的現象時有發生。金華專署專員楊源時將所轄13個縣46個死刑案件集中起來第一天送到,第二天就到省法院坐催;東陽縣只要地主成份、國民黨員、勾結土匪這三者具備,一律判決死刑,三者缺一則一律判決無期;而新昌縣為了避免呈核,將罪犯一般判處四年有期徒刑,一度造成了寬大無邊。

為此,省法院1951年起多次指導糾偏。3月2日,印發紹興分院《糾正新昌縣人民法庭右傾輕刑偏向的指示》;3月16日,審核文成縣法院22件反革命案件的判決后,專門發出指示,要求認真糾正處理反革命案件中的輕刑主義偏向。

1951年4月23日,吳山民向全省法院發出指示信:“本省若干地區掌握量刑標準存在一種比較普遍的嚴重傾向,即對罪犯除判處死刑外,一般只判五年以下的短期徒刑,其結果不是輕刑放縱,就是粗率濫殺,這都不是正確執行刑事政策,亟應糾正。”

1951年5月2日,省法院發出了《糾正對罪犯判徒刑時僅判五年以下徒刑的偏向的指示》。這個指示經最高人民法院華東分院審查后,于5月15日批復:“你院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及時提出糾正是很對的”。

根據該指示,各地通過人民法庭及時清理積案工作,不僅對未決犯迅速處理,對已決犯亦審查重新改判。同時,鑒于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展以來處決反革命罪犯數量增大的實際情況,省政府收回死刑批準權,包括死刑的批準和死刑緩期執行的案件的批準權;至于判處五年刑以上有期徒刑包括無期徒刑的反革命案件報專署級審核,特殊重大疑難案件可專案報省決定;判決五年刑以下有期徒刑案件由縣批準。

帶頭審理大要案

第一次裁判文書全文公開

1952年1月26日是個值得銘記的日子。那一天,浙江日報頭版報道了《省人民法院昨舉行公判大會》,二版則全文刊登了關于張長根、徐正友、陳天貴等被告人的刑事判決書。這也成為浙江法院歷史上第一次文書公開。

這幾起案件的審判長正是吳山民。建國初期,懲辦貪污分子和破壞經濟建設的不法資產階級分子也是全省法院的重要任務。1950年5月,浙江省人民政府頒布了《浙江省懲治貪污暫行辦法》,1951年12月,浙江省人民法院印發《關于處理貪污案件的指示》,這是全省法院處理“三反”案件的重要刑事政策性文件之一。


該《指示》對處理貪污案件應注意的幾個問題作了重點分析。

一是關于對貪污罪行的認識問題。要正確處理貪污案件就必須對貪污罪行的性質有明顯的認識,不但有責任給貪污分子以必要的懲罰,挽回政治影響,同時還應該認真地為國家追回贓款,必要時也可以沒收其財產全部或一部分,以賠償國家和人民的損失。

二是關于量刑問題。對貪污分子的量刑標準,必須以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方針,對那些拒不坦白悔改的分子,要從嚴處理;對那些自動坦白分子,可以減輕其處理。

三是關于法紀宣傳教育問題。在處理貪污案件時,不能光對犯罪分子判刑為滿足,必須通過具體案件,進行法紀宣傳教育工作,在廣大人民群眾間樹立起憎恨貪污分子和鄙視貪污分子的新道德輿論。

全省法院以及在運動中臨時建立的“三反”“五反”人民法庭,依法審判了一批貪污案件以及不法資本家侵吞盜竊國家財產的案件。

吳山民作為省法院院長,帶頭辦理大要案,帶頭加強法紀宣傳。1952年1月11日,杭州市發生了張長根蓄意殺害工人、破壞“三反”運動的惡性大案。捕獲歸案后,吳山民親任審判長審理,并于同月25日召開宣判大會,判處張長根死刑。

大會上一起被宣判的還有不法奸商徐正友,因偷稅漏稅,并逼死檢舉揭發他的女職工,而被判死緩;抗拒坦白的貪污分子陳天貴,因利用職務營私舞弊收受賄賂,而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

大會還對運動中真誠坦白、檢舉立功的貪污分子宣布不予起訴。

據報載,這次宣判大會有1.3萬余人參加,全省并有30多萬人收聽大會實況廣播,生動地詮釋了黨的政策,有力地推動了全省“三反”“五反”運動的深入開展。

“約法三章”

法庭、法官與群眾互動

建國之初,吳山民多次親自走上媒體前臺,通過報紙刊文、廣播電臺發表演講,宣傳新中國的方針政策和法律。他還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積極制定相關規則,促使群眾參與到司法中來,與法官、法庭形成規則下的互動機制。

1950年3月至12月,省法院解答了有關婚姻、債務、房屋、土地、劃分階級成分等疑難法律問題約100件以上。

為宣傳政府政策法律,增進人民法律知識及解答人民法律疑問,1951年1月25日,省法院對外發布其《解答法律問題規則》,指出凡各階層人民團體或個人遇有疑難法律問題,均可按此規則口頭或函件向省法院詢問。

同時,省法院大門口櫥窗設置了法律解答欄。該規則要求,凡有法律問題者,最好有書面函件,詳細說明具體事實、關系人的階級成分,并列出法律疑問;來函需用真實姓名,并注明通訊地址。具有一般性的問題,解答郵寄的同時,在大門口法律解答欄內公開貼出,以便宣傳;對于措辭不清、字跡潦草的來函,概不答復;時間上等不及書面答復者,可來院要求口頭解答。


為教育群眾和正確審訊案件,并使人民法庭成為宣傳國家政策、法律的平臺,1951年3月13日,省法院對外公布了新制定的《浙江人民法院旁聽規則》:

一、為審判案件準許群眾旁聽,并保持法庭之良好秩序起見,制定本規則;

二、開庭前旁聽人員先至法警室辦理登記手續,申請發旁聽證;

三、旁聽人員憑旁聽證進法庭;

四、開庭時旁聽人員遵守秩序,注意公共衛生,不得喧嘩吵鬧;

五、旁聽人員如有意見陳述,應經當庭審判長或審判員允許后方可發言,但必要時審判長或審判員得中止其發言;

六、退庭后旁聽人員將旁聽證交還法警室,并立即離去,不得任意在院內逗留;

七、旁聽人員如違反規則,得中止其旁聽,強帶出庭,或予以適當之處分;

八、凡酗酒、精神病、形跡可疑、年齡過幼或患疾病有傳染之慮者,均拒絕旁聽;

九、案件中有國家秘密或社會有不良影響以不公開審判為宜者,拒絕旁聽。

秋風秋雨愁煞人

“我要見陳毅軍長”

1952年秋末,杭州的桂香在清冷空氣中彌漫,幾棵銀杏努力變黃變金再凋謝,提醒著最陰冷潮濕的江南冬天要來了。

在這樣的一個夜晚,吳山民又一次輾轉反側難以入眠,他坐上了北上的列車。

“怎么會是這樣!我要見陳毅軍長!”他有滿腹的不解、苦悶、無助……

1952年“三反”運動開始,接著開展司法改革。受“左”思想影響,吳山民被批判有嚴重的舊法觀點,犯“相信舊人員,敵我不分”的錯誤,1952年4月被撤銷省法院院長職務。

1952年8月,《浙江日報》頭版頭條刊發《本省開始展開司法改革運動》,認為“全省法院在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存在嚴重不純的現象”,要反對舊法觀點,改造和整頓司法機關。其中提到,省法院舊司法人員最多時占55%,17個審判人員中有15個舊司法人員。

接下來9月召開的全省法院院長為期一周的集訓班上,吳山民作為前院長就過去所犯錯誤做初步檢討,據《浙江日報》報道:“雖不深刻,但也使大家有所警惕。”

對于吳山民來說,百思不得其解。新中國還來不及培養出自己的司法人才,而法院積案情況嚴重。據1950年8月統計,積案在100個以上者有十余縣市。為此,他于1951年2月初作《關于加強本省法院工作的意見》的發言,提出五條意見就有兩條:要充實機構,加強領導;要培養訓練干部與加強學習。

為清理積案而留用舊司法人員,“除個別未經思想改造,大多數是經過干校培訓結業后由人事部門分派去的,富有司法工作經驗的人。”曾為同事的朱馥生回憶。

1952年10月,吳山民還是受到被勸退出黨的錯誤處理。這對把黨籍看得比生命重要的他來說,始料不及,痛苦萬分,他要找老領導陳毅訴說衷情。

而那晚的列車停靠南京時,吳山民卻冷靜下來,下車返杭。

他對身邊工作過的人說:“我服從黨組織的決定,雖然退出了共產黨,我仍要以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不會冷心!”

黯然離開司法戰線后,吳山民于1953年3月任浙江省政府辦公廳第二副主任兼參事室主任,1954年后兼做統戰工作,任政協浙江省第一屆至第二屆委員會常委兼副秘書長、第三屆副主席,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977年3月25日,吳山民病逝,時年76歲。夫人蘇亦舞把他的骨灰從杭州護送到家鄉安葬。

1984年,中共浙江省委、中共浙江省紀委作出決定,撤銷1952年《關于吳山民的錯誤事實及處理意見》,恢復了吳山民的中國共產黨黨籍。

如今,人們在里美山山麓蒼松叢中的低矮墓地深切緬懷吳山民。他對黨一往情深,即便人生起起落落,身處逆境也赤膽忠心。他與蒼松翠柏一起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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